有一天，有几位高级军官模样的人来向他道歉，鞠躬。他们中的几位英语流利，而且态度非常客气。阎县的军队原本预备了筵席，但当时领馆的人执意要求他立即回上海，接受检查和治疗。他的视线掠过几张陌生的脸，没有看到晏。军官们告诉他，应该负责的人已经受到了处罚。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他问。
军官们告诉他，应该被问责的人已经被问责。他告诉他们，他不需要任何人受到处罚。军官们再次道歉，但是没有解释将会怎么做。
他从第一天起就迫不及待想要回到阎县，但领馆的人一直阻挠他。他们认为阎县不安全，再次前往过于冒险。他在报纸上读到了一些关于这件事的报道。一位姓苏的将军主持了这次营救，除此之外没有太多细节。他没有看见晏的名字——这又提醒了他，他甚至还不知道晏叫什么。
一名中国护士负责照料他。她从教会学校毕业，一直接受英文教育。有一次，当他忽然冒出一句中文，请她不要那么快拉开窗帘时，她惊讶不已，脸红了。他意识到这个举动有点像调情，于是再也没有这样做过。自然而然地，他很快习惯了一直使用英语。对他来说，中文已经成为了一种求生的语言，与他想要彻底忘记的那段遇难的日子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如果他再回到匪徒的山洞里，也许他又能不假思索地说起他那蹩脚的中文。可是在这里，在有着明亮地板、灯罩和干净床单的租界的医院里，他做不到。一个人或许可以拥有两个世界，但不能同时拥有它们。
在无所事事地躺了几天后，检查结果显示他没有什么大碍，除了一些皮外伤和身上有虱子。他再次提出要回去，因为他还得回去照料他的棉花田。
出乎意料地，这次他们同意了。”你确实应该回去看一看。”米尔斯说。
不知为何，这句话让他有些不安。
军队派了几辆车护送他们。正值盛夏，道路两侧的树绿意葱茏。和往常一样，到处是牛粪、苍蝇和横穿乡道的母鸡。他们险些撞到了一只，所幸司机及时踩下了刹车。他看到了沿途一些其他农人的棉田，棉铃吐露出了白絮。然后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田地显现出零星的焦黑。那片焦黑一直蔓延，没有减淡的意思。他盯着那片黑色看，就像试图寻找被泡湿的书页中未湿的部分。车减速，停下，停在本应该是他的试验田的地方。
没有人说话。他的膝盖发抖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车的。路旁站了很多人，看见他后便自觉让开，就像凶案现场的观众看见前来认尸的家属。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白烟，刺鼻的气味钻进他的鼻子里，他的眼睛又辣又痒，几乎无法睁开。就像在密封的房间里烧了一个下午的柴火。如果不是因为土地也是黑的，他差点以为那是枯死的叶片。在一些没有烧到的地方，棉株还呈现出绿色。有一些棉铃幸存了下来，已经吐絮。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。六个月的金钱、心血、汗水，化为乌有。他用以默默对抗全世界的梦想已经破碎，曾支撑着他的堡垒、他的战壕，已经崩塌。他以后该做什么？他想，抬起头，迎着日光，看着前方。
“谁？”他问。“是谁干的？”
米尔斯在他身后死死抱住他。他手脚并用，拼命挣扎着。很快又来了一个人，将他扯住。然后，突如其来的地，他吐了，秽物湿哒哒地落在地上。他弓起背，用尽全身力气吐了起来，眼角涌出泪水。生理性的泪水。他颤抖着抽出手帕，擦了擦嘴角的涎液，但还是有一些流到了身上。他将手帕扔掉，剧烈地吸着气。这里什么时候这么臭？他诧异地想。他怎么以前没有意识到？那泥土的腥味，发酵的粪肥的臭味，积水的腐味，令人作呕。他的心脏仿佛在鼓膜里跳动，脑袋沉得像铅块。一阵金属音作响，耳鸣又开始了。呕吐的冲动再次袭来，他跪在地上，再次吐了一回。不知道是谁的手，拿着一张手帕，帮他揩嘴。他看见米尔斯的眼睛红了，隐约有泪光闪烁。可是他哭什么？他茫然地看着医生。他的双手撑在冰冷的地上，烧剩的枝干半截露出来，扎得他的手发疼。能够没有仇恨，是一种奢侈。能够体面地不去怨恨，是多奢侈的事。他憎恨他们所有人。
他本以为自己会在那里晕倒，但他没有。最后他站了起来，一言不发，低着头，走向汽车。车开动后，他将脸别向窗外，汗湿的头发贴在额角。细碎的阳光投在他的脸上，他不由得眯起眼。一群粉色的幼猪在水塘边，挤在一起休憩。这是个晴天。城门前有许多人头，被钉子钉在墙上。有几个人的脸已经腐烂了，因此无法辨认。但他认出了王的头颅。那男孩的嘴巴大张着，似笑非笑，好像有一声叫喊还未发出，就永远堵在了喉咙里。
那位姓黄的军官率领一群士兵来迎接他。“营长呢？”米尔斯代他问道。米尔斯依旧习惯了为他做翻译。医生并不知道过去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。
黄告诉他们现在他是营长。
他们问晏去哪了。黄说他也不知道。晏受伤了，大概正在治病，但是伤势不严重。这就是他所知的一切了。在他的们的追问下，黄皱起了眉。他恍然觉得自己在晏的脸上也曾见过这种神情。那是长官们在被人刨根问底时流露出的不快。
他问晏是否有什么话留给他。
“没有。”黄说。
当然没有。两个没有太多交集，看上去不太熟的人——为什么会有？晏是他的秘密，他也是晏的。
他们回到米尔斯的房子里，帮米尔斯解开从庐山带回来的行李。米尔斯太太、弗吉尼亚和小婴儿不久后就会回来。然后给上海拍电报。福德姆在来探病时告诉他，生物科依旧缺乏人手，提出让他回去，继续教《植物学146》，或许还能赶得上秋季开学。他当时没有同意，但现在改变主意了。的确，他没有在这里做出什么成果来，而且，“如你所见，这里其实并没有需要我的地方。”
医生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表示理解，没有再挽留。
明天一早就要回上海。吃过晚饭后，他在楼上的房间里收拾东西。一切都还停留在他离开的那个早上。桌上的水杯里有一只虫子的尸体。没上发条，闹钟已经不走了。他将几个箱子从床底下拖出来，打开，先把桌上的书塞进去。然后是帽盒，领盒——他不知道该怎样把这么多东西打包好。他从来不擅长这些事，而他的额头已经出了一层汗。
他站到窗边透气，打算先抽一支烟。依旧是宝蓝色的夜空，依旧是那枚澄黄的月亮，和他来到阎县的第一晚一样。对面屋檐上不知何时长出了一棵小树，他之前竟然没有发现。他不由自主地低头往下看。门前的身影宛在，仿佛这不过是又一个寻常夏夜，下一秒晏就会出现在门外。而他会将看到一半的论文放下，去给他倒水喝。他默不作声地将烟抽完，米尔斯在楼下叫他，问他是否需要帮忙。他婉拒了，只想一个人呆着。他将父母的照片收起来，然后是艾德温的，约翰的，贝蒂和“王子”的。他拉开衣柜的抽屉，将袜子和内衣都移到床上，然后摸到了里面的相机盒。
他将相机从盒中拿出来，然后又放回去，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。
他回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晏的那个早上，军官站在不远处，和别人聊天。他费力地想要记起每一个细节：他双臂交叉的姿势，他笑起来时嘴角的弧度，他因为日晒而眯起的眼睛。他想，等明天早上，他可以将这些细节再想一遍。不需要依靠照片，就在脑海里。他其实并不太满意自己给晏拍的那张照片，因为那并不太像他所认识的他的样子。
收拾完东西已是深夜，他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，连衣服也没脱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在明亮的天光中醒来。脚夫们上来搬他的东西，他和米尔斯在门口道别。“非常感谢你能来，内特。”医生说。“祝你在上海一切顺利。”
“我们会再见面的。”他说，用力拍了拍米尔斯的肩膀。“你有我的这句话。”
“而且我还有你的相机，哈哈！”
他笑了。他将相机留给了米尔斯，嘱咐医生别忘了时常给他寄一些阎县的相片。什么都行：庄稼，房屋，山，牛，教堂，佛塔，人们。
黄也来向他践行。他现在已经被称作黄营长了。张牧师来了，阎县的绅士们也是。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围观的人，但或许不是像当初那样，像看外国魔鬼那样看他。
你还会从上海下来吗？有人说。不要忘了我们。
他保证他不会忘记他们。他绝对不可能忘记阎县。人们满意地笑了。“我有一块很好的地。”那位曾协助他开办贷款协会的年轻绅士说。人们津津有味地谈论起了那场开幕式，一致同意那次的饭菜好极了。那次的肉炖得怎么那么烂，值得好好研究一下。“等到过年的时候，”有人对他说。“这里更热闹。”
还有中秋，可以玩灯笼；重阳可以登高。下半年庄稼熟了，应当要来看一看。腊月里祭灶、送神、过小年。正月里吃年糕，玩龙灯。不打仗的时候，有很多可做的事。
你到时候一定要再来。他们说。
好。他答应了。
有几个人想起来，索要他的名片，他正在手提包里翻找，忽然看见了他在阎县拍的那一叠照片。他获释的时候，王把它们还给他了。
他将晏的那张找出来，从口袋里找出铅笔，在背后写下自己在圣约瑟生物科的地址。然后将其余照片都抽出来，把那枚相片塞进皱巴巴的信封里。他找到黄，请他将信封转交给晏。黄先是愣住，随后露出了警惕的神情。军官小心地将封口拨开，往里面瞥了瞥。最后，黄将照片收下了，塞进了军服口袋里。
人们将他送上了车，他隔着车窗与他们挥手。司机鸣了声喇叭，车开动了。
1923年，大四的那个春天，他走出卫理公会在第五大道的总部，站在曼哈顿晴朗的天空下。他往下城走，准备去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坐车回伊萨卡。在经过时报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时，他忽然停下脚步，环视四周。人们穿着整齐，戴着像是从同一本邮购手册上买来的毡帽。站在这些行色匆匆的人中，他觉得自己像一个逆行者。还有多久他才会再见到这些人，这些街道？他想到未来的远别，还未动身就已有乡愁。再也不会有了——那些午夜的闲扯，黄昏中挽着手臂的男孩们唱的《夜曲》，许多和罗伊和李一起去看电影的夜晚。再也不会在上课前将窗户打上去，斜坐到窗台上，探出半个身子，向正在穿过草地的葛雷德教授挥手。一股无名的恐惧将他攥住，他站在路口，踟蹰许久。
准备在火车站买票时，他忽然想到了彼得森，那位将他带入离经叛道者的圣经小组里的老兵。他记得彼得森来自纽约市。他从笔记本里找出那人的住址和电话，发现离得不远。
